第5章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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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展望的“东亚”和“亚洲”，是比这些共同更好的“东亚”和“亚洲”么？

我在小学时参加过声援古的游行，在中学时到火车站参加过援越资的搬运。我现在不再会有“输革命”的盲从，但也并不认为当年国际主义关切本有什么可笑，更不认为一个以邻为壑寸利必争的国家更文明的贵。中国人现在钱多了，但白求恩式的可能比以前少了。在这一上欧洲人看来比我们，至少很多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中国时还能同中国人一起摇着小旗上街呼，这“卖国”之举如果发生在中国，岂能为国人所容？九十年代，欧洲共同成为超国家制的又一次实验。事实上，正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一程，激发或者复活着地球这一边诸多“中华经济圈”、“东南亚共同”、“东亚共同”之类的想象，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总统哈维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开始了他“民族国家消亡”说的政治抒。

冷战已经结束，市场经济释放着新一活力，这被看作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大举光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麻烦和动，那也总是被很多人描述为对资本主义人间正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才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才意味着侵略和

“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一类概念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认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和“汉（中国）”中确有不少卖求荣之徒，对他们仅仅施以德谴责却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他们中至少有一分人，确实曾幻想着借日本的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或者“东亚复兴”，以抵抗白人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这与德没什么关系。这一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当法国、英国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战略署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呼民族的“解放”，门夹迎黄肤的日军。汪卫在越南发表亲日理论，正是以这一况为背景。只有当大和族优越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很多人的“亚洲梦”或者“东亚梦”才得以破灭。一次极右翼的跨国地区主义实践，最终成为这些亚洲人终的人格耻辱，成为亚洲各国遍地焦土的灾难。

左翼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过一次次跨国共同的尝试。“工人无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信条。当列宁的国际主义在斯大林手里被冷冻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后，中国人立即到了寒意。此时的泽东仍然放天，提了“亚非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系最为典型的实践，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一个跨国革命组织。他们在广州召开会议并与中国总理共谋地区的合作与互助，在异族同志那里得到无私援助，受到温的兄弟氛围。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国红卫兵和知青在的志愿革命者们，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缅甸去从事国际解放事业，甚至在那陌生的远方喋血大地。然而民族国家制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人们很快就觉得“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大锅饭不合时宜，一旦分解为“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老战友之间不久就血刃相见，在中国与越南之间，在越南与柬埔寨之间，边界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终于发生——其满目新坟的前线场景曾使我刺痛。炮声意味着：工人有祖国，现代化事业有祖国。克思和列宁所痛恶的某“国主义”终于复活。于是，当年对印度支那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在今天众多中国英看来，如果不是可耻的罪恶，至少也是傻鳖和冤大的愚行。

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的欧洲，在银行、海关、分防务及分外等方面准国家化的欧洲，在合欧洲民族国家裂痕方面，在推动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确有伟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牙作家萨拉戈冷冷地说过：“如果统一的欧洲对我作为一个小国的公民不兴趣，那么我对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不兴趣。”类似这样的不和谐音，在牙、荷兰、丹麦等一些国家，在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的弱势群那里并不少见。这当然还只是的况。在这个共同的外呢？正是这个共同不顾的激烈争议，用导弹和战机使俄罗斯日益不安，用狂轰滥炸使南斯拉夫半废墟化——而南斯拉夫本也几乎是个微缩共同，作为东欧地区市场经济昨日的先行者和优等生，这个多主联盟，由民选总统剥夺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权，战所造成的难民更使整个欧洲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