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3/5)

之间收差别很小的日，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后文革”时代社会思的多义，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的多义，为我们留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派曾抱怨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弱和姑息（见杨小凯一九六七年文）。这从反面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组成的上层英群，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主，并没有全台。即使是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了国家机。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在红风暴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冷战政治双方都有多疑、狂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的割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一千五百多人。[1]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分，中国的“文革”也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一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暴力仍暴制的必然，与其他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的况而言，混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被军队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层“中庸”、“和合”的柔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不杀大不抓”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有效却很少落笔文。正如同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恐怖几乎家喻晓，而印尼的白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贬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安排。

“放”无疑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经历大多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抗争的心理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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