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4/5)

，专案组的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投批斗的壮志豪，不一定能存于他们的记忆。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更难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们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监，就标准定义的“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但不一定成为他们乐意讲述的话题。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这毕竟使“放”不太像惩罚，不过是浅尝困苦时的过和夸张。在更大的范围里，灰溜溜的大多数“放”者也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迫上层英与层民众合，尝试革命化“五七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在世界史的范围同样令人目瞪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质和文化求也与禁化的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了怀疑和抵现实的勇气。“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心意共鸣，显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即便这视野也有个人绪滤镜的某变形，但它至少把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化，但有些文学英一旦把“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多再回望一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喜儿嫁大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密结盟的放者相比，这些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阶层落极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炉成剑，已经形成了制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等各重要岗位。此时新思已经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社会条件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受到奉违的抵制，已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克思主义化的大德威权和政治攻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方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凡是派”当时尽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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