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5/5)

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实权。

这一“民主集中制”，是一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灾难的发生，最终还现了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一冷气，摇瞪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边任何一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会——从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怀疑和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换句话说，这否定如果意在除极权制及其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绪化，也属于人之常。但这样如果只意味着迁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大的认识混和认识隐患。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如惠民的创制和国的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怀旧”之伏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自我封嘴，盲目跟，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久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大的绝缘，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育后来各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门话题之际，“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国认知迷前的一把锈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