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当然是有东方特的一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解放洪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虱和酒气的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公众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圣殿。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作为最早的解放先锋,舞蹈家邓肯女士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胖臃,经常酗酒,胡吵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及时行乐一旦失度,还可能稀释快乐的质量,毁灭家的安全,面临冷漠、厌倦、弱、早衰、毒、艾滋病、变态、无家可归之类可能的苦果。如果有人去红灯区宣言,说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苦恼,而达到人生幸福至境,这神经病肯定半个元也赚不着。
这个女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据况随时各派其用。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派”?同样,如果她心的丈夫另有新,要抛弃她了,她可能大谈婚姻的神圣;时隔不久如果是她瞄上了人家的丈夫,婚姻的荒谬肯定就会脱而。你能说她是卫士还是第三者党?
悲歌的面孔。
纵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喟叹人生、格言,请吃请喝、看手相、跪、迫等等手法合用,也有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难而拒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望而漠视他人的望,满脑都是事,因此较为偏好纵说。就像一些初商界的小,只算收不算支,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之。
自由是一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的,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或社会当局赖账。我们可以为勇敢破禁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权。国的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倒是破禁者们揣着自己有限的苯乙胺,面对着前后两茫茫的自由,是不是要倒一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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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从不注意弗洛伊德和罗兰·特的差别,不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注意孔和庄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一个女找到了一个她的意中人,如果受到对方婉言拒绝,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你不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的东西?世事无常,生命苦短,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开导完了,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如果被对方纠缠不休,就可能说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读书这一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繁复而混,尤其不适宜有些呆人来逐字逐句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的勇气,他们不知或不愿意知,正是这个弗洛伊德调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罗兰·特、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延异”、“解构”、“颠覆”等等字来威慑听众,大力标榜自己的自然状态。他们不知或不愿意知,罗兰·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自然原态”刀,其理论基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和虚妄,拒绝这一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难逃文化浸染。他们正是从这一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主义割席,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伸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哪儿跟哪儿?
理论、观念、概念一类,一到实际生活中总是为利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利格局的现,标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格局中都是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而不用那一,基本上取决于利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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