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和合之制(2/2)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一章继续阅读!)

派之二，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几乎顺理成章。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隶制的逻辑，也就是蓄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文化以“私”为基础，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之“公”。可以想象，这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这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调“众人之”，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利，实际上是一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责任承包制。

民主”、“科学”、“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制度而不是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的泽东也暗生疑窦。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中国还得保留“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刘少奇等中共层人士虽然也曾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磨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反正”。

由此看来，“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不追求“化”，不习惯极端与绝对，其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国，到底将走一条什么路，还难以预料。但有一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国，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国的路，不可能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

需要指的是，这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能开别：第一，使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英所能会。

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第三阶现代化，中国很可能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较为陌生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