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中国护照进入有些发达国家，常常会遇到移民局官员较为费时的盘查。有时堂堂签证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机票和美元还是不管用，说关那边有朋友等着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还是屡屡出现，气得当事旅客悲愤莫名。我就差一点遭遇过这种事。在这个时候，一道入关黄线让国家这个抽象之物变得真切可触起来。
查得这样严，据说是企图混过关的中国非法移民很多。这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不容忍移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主张人的言论权和示威权，但还无心保护自由移民权——其诸多国内政策是不能在国家间贯彻的。这也不奇怪，中国已按美国标准弱化了户口制度，让农民工大量自由入城了，但假如中国向美国自由输送五十万电工、五十万木工、五十万剃头匠，美国岂不乱了套？岂不哇哇叫？他们的剃头匠还能在一个脑袋上轻轻松松赚上三十美金吗？中、美剃头匠还能如此天经地义地“同工不同酬”？
这种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可以让人理解。但有些理论家宣称这种强国剪裁出来的“自由化”是弱国的唯一幸福指南，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这条黄线面前理解“国家”或“国家的消亡”吧。
我这次入境，是为了参加韩国汉城的一个会，跨过黄线大体还算顺利。会议主题是“寻找东亚身份（seargforeastasiay）”。有趣的是，主题虽关“东亚”，但与会者都吃欧洲风格的饭菜，住欧洲式样的宾馆，这一类寻常多见的景观，大概也构成了德里克先生“全球化激发了本土化”一说的恰切隐喻。应该说，会上有不少优秀的发言，如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给我“旁观者清”的证明。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比中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思维和感觉中的盲区：梁启超蔑视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与白种人争霸全球的只有黄种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国人。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实际是主张全盘现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运动仍然把中国以外的亚洲排除在“东方文明”之外。至于梁漱溟，他举目四顾，将天下三分，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个印度文明，比梁启超和胡适多了一大片南亚的视域，但这种宏论仍然只会使东亚、中亚、西亚、东南亚其他诸多族群惊讶不已和顿觉寒心。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知识界的习语中，“东、西比较”基本上是“中、西比较”，大中华主义的大尾巴总是藏不住。这当然只能导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国有没有“亚洲”？
正是在当年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导“东洋文化”以抵抗“西洋文化”的演讲时只言中、日，对朝鲜半岛的忽略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为此，对他充满敬意的朝鲜人也不得不将这种大国主义斥之为“轻率”和“卑劣”。
其实，众多中国的现代精英岂止是心目中没有“亚洲”（即没有东亚、南亚以及中亚），他们的“欧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繁华的西欧，不会有东欧或者南欧；他们的“美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闪光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会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这样较为弱小的存在。强盛和威权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成了人们逢迎或者竞争的对象，也就成了人们在建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时的有色镜。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同样是俄国的一般情形：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国土延绵于亚洲，尽管当年拿破仑将莫斯科称为“亚洲的都市”，但有多少俄国人愿意接受亚洲人的穷酸身份？如果不是由于亚洲经济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繁荣，俄国首脑是否愿意屈尊于“亚太经合”论坛来凑热闹？这当然也是其他国家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耻于与俺们为伍而主张“脱亚入欧”么？很多英国人士不是一直暗续帝国余风因此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颠”么？
一旦跨越国界，以求生存、求发展、求昌盛为主题的民族现代化就常常有排它品格和霸权品格。国界那一边的启蒙和解放（如欧洲的自由主义体制），常常成为对国界这一边的歧视和压迫（如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这就是内外有别的潜规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曾经扮演过的双重角色，也是梁启超等中国精英曾经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当然，民族国家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样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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