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货殖有道(2/3)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迫而切实的起。

落后地区可以发展自己的特产业，比如附加值农业等等。但只要相关消费力仅限于少数富人，与大面积的人无缘，比如与普通市民与村民无缘，那么生产者就只是在争夺一个很小的市场，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反季节瓜菜、鲜和草木、和鸽，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在多数人购买力有限的况，这自然生理需求无法变成市场需求——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真实义。当生产者一拥而上的时候，多价贱，贱伤农，生产什么就积压什么，附加值可能变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一步削弱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力，形成一低收→低消费→更低收→更低消费的恶循环。因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不是不对，但必须以扩大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国家加利益分调节力度从而使大多数人手里有票为前提的前提。否则需求持续不足，先行者还有赚，盲目跟者就要大栽跟。

如果说主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的后果肯定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虞。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行标语，现在很多田村，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路通达之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路越来越多。

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趋势将优化资源置，提生产效率，促技术创新，增综合国力。但这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资源的加速动，如得不到有效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东与西已加剧了横的差距。竖的差距近年来也目惊心：五级财政结构中，端的中央财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德空谈。这些指标的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和拒绝，暴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科学”、“价值中立”的可疑，暴了这些经济学的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在没有通便利以前，一个中国乡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或者大，广州或者上海家商的腰包，那里的家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也一定价格更廉。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正是在这况，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淘汰局。还是在这况，在边缘地区找不到什么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一步向心地区。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产品加工的能力和利，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不难想象，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的市场换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也正在中国的富区和穷区之间现。

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那“”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关于市场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但是不是利越多就越好？产值越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公正率”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新的年度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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